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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上学？什么叫上学”，梁山伯一脸的迷惑，反问：“你说得是游学吗？噢，中原离乱，士族粗迁未定，那里有游学的好地方。荆襄蜀地还被人割据（恒温不贡），尺寸之地，哪有游学的去处？”

　　高翼郁闷得无以复加，他按耐住暴跳的心情，再问：“那你读识字的地方在哪里？”

　　“宗族祠堂，在下家境贫寒，无力购置简，只有入宗族祠堂才得以有读。鄞州风灾、水灾不断，没有官员愿来赴任，在下家里此地不远，故而得族中为官者推荐，在此地担任一个小小县令，也算是为五斗米而折腰。”

　　为五斗米而折腰——这话应该出自陶渊明。县令的官俸是五斗米，晋代的一斤合克，三十斤为一钧，一石为四钧、共百二十斤，一斤为十六两，一两为二十四铢。高翼统一三山地带度量衡时，曾测算过这些数据，得出一石为公斤。五斗米也就是公斤左右，按后世的米价折算，相当于月薪70元左右。

　　但据高翼所知陶渊明还没有出生，难道这话是这时代小县令之间的流行语？

　　正恍惚间，他又听到梁山伯继续说：“宗族祠堂里没有外姓子弟，所以，在下的同学里没有姓祝的。”

　　完了，我的化蝶，我的梁祝，我的中国爱神，都完了——高翼哀叹着，又死不甘心地叮嘱：“如果以后有个叫祝英台的人找你，你一定告诉我一声，嗯……罢了罢了，不说也罢。”

　　高翼不知道的是，这年代女子都有姓无字，最多有个小名，如果真有个梁山伯真娶个妻子姓祝，她只会被称为“梁祝氏”。

　　高翼更不知道的是，传言中的“中国爱神”梁山伯确实生于晋代，但历史并未记载他何时出生，何时死去。也许那位“梁山伯”确实是眼前这位鄞州县令，但也许不是。而那位祝英台，还需要1100年才能出生。无论如何，两人是上不了一个学校的。

　　那位“中国爱神”梁山伯确实在晋代担任过鄞州县令，因死于任上，而葬于宁波城西。据说他死后曾显圣佑民，晋安帝时，刘裕奏封其为义忠王，并建了一座构筑精致的庙宇，上题“敕封忠义王庙”。

　　梁山伯死了1100年后，当地又出现了一个劫富济贫的侠女——搁现在也就是一个抢劫犯——她来自上虞，名叫祝英台，当时是明代。宁波官员将祝英台捉拿归案绳之于法后，当地老百姓把这两个人合葬在一起，这就是所谓的“阴婚”（宁波义忠王庙至今尚存，庙正殿西首、嵌于壁间的明代石碑上记述了这段来历）。而后，民间才演绎出那个凄美故事。

　　剩下的时间里，高翼成了宴席上最郁闷的人。那些官员虽然职位低微，但魏晋人士崇尚空谈的习气倒学了个十足。宴席进行到一半，醺醺然的晋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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