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虽是托你的福，开源所得，但朝廷处处需要用钱，没多余的钱了。”陈叔达站到了萧瑀一边。
房玄龄这个时候出来。
“陛下，常备军可以有，讲武堂也可以办，但我觉得还是慢慢来。不要一开始就弄这么大规模嘛，现在有两万羽林了，就再扩编一千骑好了，讲武堂可以办，也不要一下子就招那么多人嘛，选些军官教导就好。”
这稀泥和的。
“就是啊，陛下，上次新增一万羽林，这个田地都还没凑齐呢，又要增加一万骑，两百万亩地呢，京畿没这么多地啊。”
高士廉也说出了实际困难。
面对宰相们的反对，李世民再次把目光投向了李超。
“文远，你刚才说有办法解决北衙军费，你现在不妨说说看。朕知道你开源有本事，不比这诸位相国们整天操心的是国家大事，没空来想这开源节流之事。”李世民话有点重，一脸嘲讽样。
被宰相们气到了。
李超开源，朝廷年新增一千万贯税钱，可太仓里这么多钱，宰相们居然连一百万都不肯分给他。
萧瑀陈叔达等人都一脸尴尬。
你是皇帝你就能乱说什么大实话了？
他们承认，自己搞钱方面确实不如李超，但管理朝政也不只是经济啊。各有专长嘛！
赚钱李超确实内行，一般人比不了，眼光局限不同。
唐初还是很小农思想的，各种制度都是围绕着土地，不论是租庸调的税制，还是均田制的基本国策，甚至是府兵制的兵制。
土地制度、军制、税制，这三项都是朝廷的根基，均田制、租庸调制和府兵制，就基本上决定了大唐的国家制度，以农为本。
没有半点商品经济的意识。
开国之初，盐随百姓制取贩卖，不征税。矿产，随人挖采冶炼。关税取消，市税很低，朝廷的商税几乎没有。
税收主要就是靠租庸的正税，若是遇打仗等用钱的地方，或地方灾害等，朝廷也没钱可用，便只能开捐，加派。
这种开捐加派，其实就是流氓做派。
大唐表面看正税不高，杂税很少，但这种没有制度的捐派，其实就是乱来。加上均田制度，也并不是那么理想化。
依然有许多百姓均不到田，均不到一丁百亩的额度。而租庸调税制，却是以这个均田制为核心的，你均不均到一百亩地，朝廷都是按丁收税，每丁的税收都是固定的。
这就是不合理之处，表面上朝廷倒是税收固定，有保障。
可实际以后田只会兼并越来越厉害，百姓能均到的田也会越来越少，税却还不会少。如果没有地，却还得交上百亩地的税？
这怎么能公平，或者说，朝廷如何能保障收到这些预订的税收呢？
难。
唐立国不到百年，均田制、租庸调制、府兵制相继就崩溃了。
根本就是田的问题，越到后面兼并越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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